3月30日由刘亚楠主持开展第三次读书会，本次读书会两组同学郭松和黄敏璇围绕一个主题“‘气’：理解维稳的新思路”进行汇报。
通过大河移民上访和瓮安“628事件”两个案例提出群体性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事件发展的因素是什么等等。对于这个主题，科特的研究扎根于东南亚地区，其更多强调的似乎是东南亚农民抗争中文化因素对底层抗争形式的影响，研究结论对于中国经验的解释力值得商榷。而欧博文、李连江的“依法抗争”，于建嵘的“以法抗争”，更多地仍然停留在权利、理性、利益的面罩下开展当代中国乡村抗争政治的研究。基于此，应星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气，以克服当前中国乡村看抗争政治中理性与情感、权利与道义之间的对立。因此运用应星的《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两篇文章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当代中国的抗争政治是在社会转型的整体框架下展开的，因此，有两个问题可谓焦点：一是转型社会为抗争政治的合法渠道提供了什么样的结构性规定和限制？二是在这种结构性条件的制约和刺激下，抗争政治的组织手段和动员方式有什么样的差异？据此可以确定对当代中国抗争政治进行分类的两个维度：行动的合法化维度与组织化维度。从合法化维度看，当代中国抗争政治可分为三大类七个小类。
一是依法抗争行动。这种类型的基本特点是人们以较为理性、合法的手段去向政府施压，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大类可以分为三个具体类型：群体性行政诉讼、集体上访与抗争性聚集。具有最高合法性的抗争行动时群体性诉讼。具有合法性的抗争行动是集体上访。合法性最低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政府所容忍的抗争性聚集。
二是群体性事件。这类事件合法性程度很低，政府容忍度也低，但尚不构成对制度的直接挑战。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较多人自发参与的、主要针对政府的群体聚集事件，其间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暴力冲突，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了较大的消极影响。
三是反叛。这类抗争政治完全不具有合法性，对制度构成了直接挑战。其具体又可分为叛乱和革命。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这一类型。
从组织化的维度来看，反叛的组织化程度最高，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程度最低，而依法抗争行动的组织化程度则居中间。在反叛这一大类的内部，革命的组织化程度又明显高于叛乱。而在依法抗争行动与群体性事件这两类各自的内部，其抗争行动的组织化程度差别不会太大。
“气”在成为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时，“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距离具体事例的抽象”。就是这种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相互交织，成为应星认识中国乡村抗争政治的某种独特视角。用“气”的凝聚、“气”的初始释放、“气”的加压与导引、“气”的失控的理论框架进行解释。从“气”演化的阶段可以看到，基层政府的反应在维稳上的确居于关键环节。但是，绝不是说，基层政府的反应越强硬、越敏感，维稳就越能实现。因此，基层政府对上访组织者滥施高压，横加打击，本来是为了遏制集体上访的势头，没想到正是这种打击成为集体上访新的动员因素，这种行动不断再生产出来。可以说，集体上访与群体性事件之间存在着某种消长关系。如果集体上访的渠道是较为畅通的，基层政府的反应是比较积极而宽和的，那么，即使实质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群众的“气”有一个正当的宣泄口，爆发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大批有影响的研究群体性抗争的西方学者及其著作纷纷进入中国学术的视野，相关译著陆续问世。这些译著成为更多研究群体性抗争学者的案头读物。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专门著述介绍和评析西方群体性抗争理论，力于建构群体性抗争的理论体系。一些学者也对应星观点的相关批判，认为：第一，建构的社会学“气”概念，情感与理性的衔接并不是很完美。虽然应星从抗争政治中气的凝聚、释放、加压与导引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对什么时候是情感行动之气，什么时候是理性行动之气，或者什么时候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行动之气的区分却不太明晰，甚至比较模糊和笼统。第二，应星所建构的“气”概念，虽然也从系谱学角度进行了粗略的追溯和概括，在应星“一气涵三理”的叙述中，可以明显看到传统之“气”具体可感知的操作化状态，但却未看到抗争行动之“任气行侠”的具体涵盖状态。第三，为了阐明“气”与抗争政治之间的关联，应星带有浓厚的个体主观情感色彩，过分渲染抗争政治中“行侠之气”的负面效应。为了突出“气”在抗争政治的群体事件中的作用，创造性地提出“气场”概念。
本次主题汇报逻辑清晰，对整个主题做了较为完整的汇报，无论对观点的解读还是PPT的制作，着实给大家上了较为充实的一课，最后大家针对“气”的解读、抗争斗争、文章的写作方法等都进行了探讨。
